2020年12月30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在银川市文化城一文书店举办“相邀新时代 共画同心圆”新阶层迎新年文学品读沙龙。宁夏新阶层作家、文学爱好者参加等40余人参加了活动。

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柴建国、一级巡视员纳冰、自治区文联副主席雷忠出席活动。活动中，宁夏文学评论家、宁夏大学副校长、无党派代表人士郎伟，宁夏作协副主席、作家张学东，作家马慧娟，作家陈莉莉，网络作家马丽华分别作主题演讲。

柴建国同志对作家们在宁夏文艺战线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作家们能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亲行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弘扬者，做时代精神的讴歌者，用手中的笔更好地增进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面是朗伟先生的主题演讲发言，供大家品读。

宁夏文学的历史传统

郎伟

宁夏文学已经行进了六十多年。经过几代作家的艰辛奋斗和不懈努力，宁夏文学不仅为当代中国文坛奉献了一批卓越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同时，在岁月的转换和时代的变迁当中，宁夏文学也悄然而坚定地沉淀了一些创作思想和创作精神，这些创作思想和创作精神天然地带有某种独特性，已经鲜明地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历史传统。

牢记文学“为人民”的责任担当 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文学品格

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就是一种愿意最大限度地拥抱时代和现实生活、愿意情感饱满地书写真实的社会人生的创作精神。具有现实主义主体创作精神的作家，一方面，通常会用乐观明朗的笔调来歌颂现实的光明和人间的真善美；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作家又敢于描写人类生活当中不能令人满意的某些存在，他们会用严厉峻切的笔调鞭挞人间的不公不义，批判人性当中的假丑恶。现实主义这一“感时忧国”的层面，实际上反映的是作家的文学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文学是战斗的。杜甫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鲁迅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是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典型描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几代宁夏作家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和创作手法的信奉者，无论是“两张一戈”还是后来的”、“六棵树”，都在以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敏感、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百姓生命疾苦的同情，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宁夏（西北、中国）故事”。

宁夏作家这种既敢于直面人生，又注意挖掘生活美丽诗意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构成了宁夏文学坚实的精神底色。如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河的子孙》《绿化树》《男人的风格》、张武的《看“点”日记》、戈悟觉的《夏天的经历》、陈继明的《骨头》《粉刷工吉祥》《陈万水名单》、石舒清的《选举》《牺牲》《牛头》《九案》、李进祥的《换水》《屠户》《二手房》、季栋梁的《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吼夜》《上庄记》、马金莲《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低处的父亲》等。

热爱家园、痴恋乡土的创作情怀

宁夏作家队伍中的多数成员均来自乡村或者有长期的乡土生活经验，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北农耕社会影响很深。因此，宁夏作家普遍具有“家园意识”和乡恋情感。他们乐于也善于把自己的创作之“根”深深扎进西北黄土地里，从中国本土生活深厚而丰富的地层中汲取无尽的创作源泉——说中国故事、唱西北歌谣。同时，他们也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创作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

评论家申霞艳意识到了宁夏作家创作中的“情感饱满性”问题，她在《马金莲：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一文中认为：当许多中国作家在写作小说时，“既没有叙事的合理性，又没有动人的情感”，“马金莲的写作让人振奋，因为她的叙述世界中央始终站着一个有血有肉，有痛有爱的坚韧的作家。她没有在叙事面前隐匿，她没有在残酷的真相面前转身离去。她的泪水、忍受和承担是那样真实地横亘在文本内部。她勇敢地迎接生活的苦难、变化乃至无常，她吞下这一切并将之转化为写作的营养。”如果读者们熟知马金莲的创作，显然会由衷地感到申霞艳对马金莲小说创作的解读是妥帖而精当的。申霞艳的这一解读同样适合于深情创作的宁夏其他小说家。

对古老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的人类精神价值原则的坚守和弘扬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生存的欢欣也布满命运的凶险和生活的血泪的历史。千百年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堪称强大的正义而仁爱的力量，我们才穿越了一次又一次苦难和伤害而走向美好的明天。文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种，它的天然的责任之一便是守护和弘扬人类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精神，以“美”和“善”的光芒，照亮生存的暗影和常常被世俗烟尘所蒙蔽的人类的灵魂。六十多年以来的宁夏的文学创作从起步阶段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正义原则和纯美道德原则的坚守与弘扬从来都是照亮作品的灵魂之灯。张贤亮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肖尔布拉克》（1983年）叙述一个新疆司机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一个长年奔波于千里长途的河南籍司机，经历许多生活的磨难，也获得生活的美好馈赠。小说最打动读者的是司机内心深处所充盈着的古老而神圣的价值情怀，那种扶危济困、不计得失荣辱、救人于非常之险境的价值持守，既是对古老道德原则的褒扬，也是感动读者的审美所在。张学东的短篇小说《送一个人上路》以颇为别致的笔调，叙述了祖父如何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憎恨厌恶之情，而将生产队原饲养员韩老七迎养家中并在韩氏病亡之后为其送终的故事。小说的补记部分揭开了此事的谜底：多年以前，当祖父还是生产队长时，韩老七因为驯养军马遭受意外伤害永远失去了性功能。祖父当时摞下过一句话：“你，老七，一块住吧！只要我不走在你前头，到时候我送你上路！”就是为了这一句庄严的承诺，祖父用六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陪伴韩氏、供其吃喝，极尽谦卑讨好之能事。漠月的短篇小说《父亲与驼》讲述父亲将生产队的骆驼视作自己亲人的故事。当一头老儿驼因年老体衰忽然失踪之后，父亲无视酷暑天气，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在沙漠深处不停地寻找“老伙伴”。父亲如此不顾性命地寻找一头牲畜，原因是老儿驼当年当头驼的时候，它的子孙当中出了二十峰军驼。在父亲的意念当中，对一个有过“军功”的骆驼，是不能不管它的死活和最终归宿的。这是人间的道义原则所在，是人类生命原则对于另外一种生命的投射和迁移。

在宁夏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当中，温柔善良、勤苦隐忍、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回族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一道动人风景。从新时期早期张贤亮笔下的李秀芝（《灵与肉》）、戈悟觉笔下的梅青（《夏天的经历》），到石舒清笔下的环环媳妇（《节日》）、李进祥笔下的阿依舍（《女人的河》）、漠月笔下的大嫂（《锁阳》），一直到前几年马金莲在小说中塑造的荞花（《荞花的月亮》）、阿舍（《鲜花与蛇》），虽然作家们写作的时代环境和创作心情各有差异，但对善良优美女性的由衷喜爱和倾情塑造却是一以贯之的。熟知文化史者都知道，女性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担当着“地母”的形象，她们代表着温润、善良、宽厚、包容、忠贞、奉献等美好的人文价值的永恒拥有和坚定持守。宁夏作家痴情于塑造优美善良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显示着他们对女性命运深切关注的人道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在“生活以奢靡为佳、人情以放荡为快”的礼崩乐坏年代，他们也是想借女性这一文化符码，赞扬与呼唤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情怀。

评论家贺绍俊这样评价宁夏小说创作当中的人文性特质：“宁夏作家群体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诚哉斯言！

文学创作上的开阔胸襟和写作当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宁夏作家的创作视野是开放的，也是开阔的。他们在坚守“中国化”的同时，也虚心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从不盲目跟“风”，也不轻率地声言“反叛”和“颠覆”。他们始终坚守文学阅读和创作所必须的宁静和沉思品质，老老实实地“啃”中外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细心而扎实地揣摩学习，以汲取最完美深厚的文学营养，丰富和开拓自己的艺术思维和心灵，从而写出动人心魄的佳作。正因为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开阔的创作胸襟，所以宁夏作家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英、法、俄、日、德、希腊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以宁夏文学的大师级人物张贤亮为例。张贤亮的艺术创新勇气和超凡能力值得我们不断地咀嚼和回味。我们阅读他的代表作，从《灵与肉》到《绿化树》，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到《一亿六》，会明显感觉到：他总是在新的写作征程开始之前，在深思熟虑之后，力图以全新的艺术视角、方式和手段，再一次潜入生活与人性之河的最深处，经过一番艰辛的寻觅和挖掘，将被艺术化和“陌生化”的生活与人重新呈现于我们眼前，让我们在大吃一惊之后陷入对社会和人的命运的深长思索当中。读者们的心中能够留存许灵均、章永璘、马缨花、李秀芝、海喜喜等文学人物形象，恰恰是因为那是张贤亮在内心沉淀多年、思索多年、孕育多年的来自于广阔的黄土地上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曾经与他的生命相交集，与他的命运同生死，甚至是与他在西北荒村的一盘土炕上共同打过滚。所以，他们是张贤亮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学形象，是有着生活的温度和生命的自然芳香的人物。